按照刘松山教授的解读，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理论上是不能违宪的，所以立法不存在违宪问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根据《201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至 2010 年年末，全国有27 个省、自治区的838 个县（ 市、区、旗） 和4 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开展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其次，社会宪法注重对社会生活的调整。
以社会救助为例，社会救助的对象是无收入、无生活来源、无家庭依靠并失去劳动能力，生活在贫困线或最低生活标准以下的个人或家庭，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不幸事故的人。[22] 《甘肃省城乡居民临时救助试行办法》( 2009)。政治宪法坚持自由的优先价值，社会宪法认为政治宪法的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无力弥补因先天禀赋和后天机会所造成的实质不平等，特别是分配和物质待遇上的差距，依靠国家强力的介人，社会宪法力图缩短这种差距，创造一种更为公平和谐的社会。[7]在中国大陆，社会法之范围歧义颇多，有学者概括出狭义、中义、广义、泛义四种层面的社会法概念，其中，狭义之社会法等同于社会保障法，[8]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以及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等。[7] 参见前注[4]，郭明政文，第 314 页。
[23] 《吉林省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 2009 年)。2011 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将社会法作为与刑法、民法等并列的法律部门，具体指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采用的是一种中义的社会法概念，即劳动法加社会保障法。另一种是代议制中的简单多数决的民主。
正确的理论立场应该是如何运用传统和理性促进支配性制度的结构化，呈现、固化并扩展这些制度的内在理性，抑制这些制度的非自由和非理性的成分，实现一种维新和改良。而且，要建构真正的中国政治宪法学，还必须对中国的宪法实践有所关照，对中国宪法实践中富有宪法意义的制度因素予以问题化和理论化，以此充实政治宪法学的讨论素材、理论建树和学术竞争力。[11] 关于公民共和主义的有关理论脉络及要点，参见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这样，这一保守性原则就同时指向两类规范：（1）成文宪法规范。
这种参与式民主的力量即在于其分寸，对其提出超越性的制度期待有可能导致民粹倾向和无政府状态。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宪政主义 宪法司法化 保守自由共和主义 政治宪法结构 行政过程 。
无论从历史还是制度的角度，宪法司法化都不适合成为中国宪政转型的合理化进路。汤姆金斯正确接受了共和主义的无支配的自由观，却错误地得出了非常激进的、在英国宪法改革中很难受到多数人支持的、在英国宪政的政治理解上颇不成熟的方案。该种政治来源于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体验。不过，这一思想框架同时必须承认个体自由，不能提出过于理想化的共和主义公民美德及其义务指标。
实际上，英国的这样一种激进共和主义的主张有着深刻的古典根源。（3）无法有效排除来自社会权力的自由威胁。政治宪政主义以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为规范基础，并发展出具体的八项制度原则。下面就对这八项制度原则进行理论上的解释与说明。
下面就对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和制度原则进行简要的理论说明。如果缺乏及时、真实、有效的公开，人民不仅无法监督政府，也无法对法律和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富有制度意义上的参与和影响。
陈端洪关于制宪权的系列研究处理的则主要是革命政治和制宪政治的问题。霍布斯以绝对王权主义对抗激进共和主义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告失败，但其对抗任务就没有结束，而是由洛克和柏克共同完成。
阿克曼的宪法理论处理的就是美国宪法历史中的转型政治问题，即形式上违反修宪程序的政治行为本身既非革命、亦非制宪权行为，其性质与正当性到底如何？阿克曼发展出了一种以人民主权为前提的政治正当程序理论。（2）文本关联性，这主要体现在转型政治宪法学和常态政治宪法学中，但与司法宪政主义所关注的文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即政治宪法学主要关注宪法文本中特定的政治宪法结构，就现代宪法而言，这种结构通常以人民主权为核心，因此，政治宪法学在成文宪法前提之下便主要表现为对宪法上的人民主权的具体结构形式的原则性论证与制度化关怀。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或者任何不同比例混成下的自由共和主义，都缺乏一种明确的与传统进行对话、和解与会通的理论意识和意愿，都可能成为一种激进的现代性方案。这一行政集权尽管并未突破宪法关于分权的基本框架，但却大大改变了行政权的属性与功能，推动了行政过程的政治化，凸显了行政过程的民主赤字。这种严格的规范逻辑预设了常态政治的前提。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公开原则是共和宪政得以运转的制度前提。
公开性制度体系的现代发展呈现出两种逻辑：（1）权利逻辑，即主要以知情权为基础推动公开性法律制度的建构，以各国的信息自由法为代表。成为公民是个体权利保护的根本机制，放弃成为公民则可能成为各种形式的精英专制的诱因。
[12]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可以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这是霍布斯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贡献，然而霍布斯又是一个绝对王权主义者，其通过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对绝对王权的论证很难获得17世纪以来现代政治思潮主流的认同。缺乏协商实质的参与式民主又可能堕落为一种简单的多数决（可能演化为多数人暴政）或者一种走过场的装饰性民主。
（2）基本概念上的不兼容性，比如政治宪法学者所接受的宪法概念是戴雪式的主权规则模式，将宪法认定为政治法，而主流进路接受的宪法概念则是基本权利模式，将宪法认定为权利法（案），由此导致政治宪法学所使用的制宪权、根本法、代表、人民甚至公民或者被主流进路认为已经过时，或者是主流进路仍然使用某些相同概念，但大大弱化了这些概念本身的厚重的政治内涵。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这种参与式民主不可能替代常规政治中的代议制、行政官僚制和司法审查制在宪法上的正常功能，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发育也必然以这些常规政治指标为依据，但这种参与式民主又是转型宪政国家非常独特的、具有真正民主活力的因素。
（2）共和主义下的积极自由，对于共和主义传统深厚的社会，这是一种保守主义性质的要求，对于共和主义传统薄弱的社会，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性质的要求。司法宪政主义所要守护的正是贡斯当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自由或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在常态政治下，成文宪法上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得到宪法机构的普遍遵守，宪法秩序成熟运转，不仅革命和制宪权早已远离，甚至阿克曼式的宪法政治也成为多余。洛克的《政府论》为英国光荣革命奠定的宪制模式提供了真正自由主义的理论证成。
宪政就是有限政府，这一原则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被分解为两种基本观念：（1）权力分立，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具有垄断地位。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宪法制度落实人民主权，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过程，亦即所谓的立国问题。
在缺失最终决策权的意义上，这仍然是一种弱势民主，但在促进人民的普遍参与和人格成熟方面却是一种强势民主。这种自由观极端化的政治后果根源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消极理解。
汤姆金斯的理论误区在于未能正确理解英国君主之因素在英国宪政中的尊严性质以及维系英国政治统一乃至于英联邦政治联合的关键性作用。这种政治宪政主义立场的规范基础是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这一规范基础的核心立场是共和主义，但兼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某些价值原则。
对应于上述三种基本政治类型，政治宪法学和政治宪政主义在理论上存在三种形态：（1）非常政治宪法学。对于中国宪法的不成文性，政治宪法学者基本上是予以排除的，陈端洪、翟小波对八二宪法的解释坚持的都是成文宪法的逻辑前提，只是对成文宪法的具体原则与体制模式进行了不同于主流进路的解释而已，而高全喜教授尽管在《立宪时刻》一书中调用了英国的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资源，但对于革命党人的成文宪法逻辑以及1982宪法本身的成文性并无异议。权利保障还具有更加深刻和积极的政治内涵，即确立国家与社会的纵向分权架构，公民可在不违反宪法与法律的前提下行使社会自治权。在经典代议制理论中，协商原则强调的是在投票之前的充分辩论、充分沟通的程序理性，其预设的理论前提是偏好的可变性和理性的可通约性，在此前提之下，以协商原则为核心的交互说服程序就是有意义的。
政治宪政主义并非不能理解或兼容消极自由，而是认识到无论是对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健康维持而言，还是对个人自由的制度保护而言，单纯诉诸消极自由是不够的——这种单一化的诉诸在成熟宪政国家姑且不足，在转型宪政国家就更加不充分。[19]·协商原则——在个体分别以公民身份和自治体成员身份进入国家治理过程和社会自治过程之中时，协商原则属于一种共享性的程序理性原则。
首先是保守性原则的层面。首先是阿克曼式的自由共和主义方案。
[5] 关于这一系列对话的具体形式与过程，参见田飞龙：政治宪政主义——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种进路，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3] 笔者曾试图用法治强度这一概念来构造一种关于法治发展的解释性理论，在该理论框架下，普通法治而非宪法司法化是适合于中国法治发展逻辑及其进程的，该项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尚未产生系统性成果，但初步意图和思路可参见田飞龙：中国法治的现象解释和理性展望，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第1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